施米特：“西半球”的全球政治与历史意涵
“西半球”这个词在国际法上还具有全球政治和历史的内涵，超越了其数学一地理学的边界。在政治和国际法领域，它有其自身的权力来源，并因此而有其内在界限。其隐蔽的“ Arcanum ”（秘密）就在于其无可争议的历史影响。“西半球”是伟大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并且与反映现代全球意识与历史意识的那种确定而特有的现象相联系。与先前的两种全球界线即拉亚线和友好界线相比较，“西半球”是一个表现所谓西方理性主义影响之下的“全球界线思想”的重要例证。
西半球的美洲界线既不是拉亚线也不是友好界线。所有先前提到的界线都是与某个占取有关的，确切地说是某个欧洲大国的占取。但是在1823年门罗总统的宣言中却反对欧洲式的占取要求。在美国看来，美洲界线最初就具有防御老的欧洲大国的特性，是防止欧洲进一步在美洲建立占取的抵抗。但是很容易看出，这个界线使得美国可以自由地在西半球获取占取，因为美洲土地上尚有广阔的开放空间。但是美国的这些姿态并非意味着与老的君主制欧洲的决裂，美国毕竟属于欧洲文明圈，属于当时的核心的欧洲国际法共同体。
费伊是第一流的专家，他甚至认为“文明”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目的在于强调法国所属的古典欧洲与美利坚合众国紧密相关的延续性。无论1796年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还是1823年的门罗宣言都没有创设出一个非欧洲的国际法。其实，毋宁说美国从一开始就感觉自己应该担负起欧洲文明和欧洲国际法之中流砥柱的角色。当时出现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是指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所有美洲国家和地区的总称，它们曾经都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属于西班牙殖民帝国或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一部分都理所当然地归人“欧洲国家的大家庭”和欧洲国际法共同体中。在 19世纪美国所有的国际法教科书上都想当然地表达出同样的观念，即便这种美洲式的国家法与欧洲国际法并不相同 。尽管由西半球组成的全球界线很明显地区别于老欧洲并将欧洲排除在外，但是此界线只能在特定意义上才能被称为是反欧洲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与道德和文化方面的诉求正相反，这个界线倒是体现了一个自由的.真实的和本质的欧洲。然而，这样的诉求起初是被禁止的，因为它与激进的孤立主义相联系。对西半球的划线乍看起来也是孤立主义的具体表现。与分配性的拉亚线和行将就木的友好界线相比，西半球界线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第三种类型，可以称之为自我孤立型。
我们下面将把注意力集中到这种思想类型的清晰而有逻辑性的表达上，它被命名为“杰弗逊界线”。我们引用两个分别发表于1812年1月 2 日和1820年 8 月 4 日的声明，由于它们与门罗宣言的联系，因此足以实现我们讨论的目的。两份声明都明显表达出对英国的憎恨和对老欧洲的蔑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坚决反对英国作为欧洲海洋法之保护人的立场。“英国的命运很快就会被决定了，其现有的存在状态也即将走向终结。当我们有力量为我们自己的半球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应当将大西洋中部的子午线划为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在界线的这一侧不允许有敌意的行动，狮子与绵羊将和平共处。”这听起来明显有些友好界线的特点。美洲不再是16、17世纪时完全“开放”的大陆和野蛮争斗的舞台，相反，而是一个当全世界都陷入战争的时候，这里却是一片和平的净土，而且美洲会刻意地避免充当战争的另一方。先前友好界线的老一套的意义和特征已经被推翻了。杰弗逊在1820年写道：“这一天不会太远了，那时我们会正式地在大西洋上划一道经线将两个半球分开，我们这一侧将听不到欧洲的枪声，那一侧也听不到美洲的枪声。”正如门罗宣言中所表达的，“西半球”这个词被美国用来同所有其他国家一道在共同拥有的西半球之道德、文化或政治的实质基础上建立认同。
杰弗逊的理想并不夸张。一旦人们了解到这种孤立主义界线在历史的和世界政治方面的特性，就不会忽略这些思想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拣选的意识来自加尔文一清教主义观念。它后来发展成为自然神教和世俗化的形式，而且这种意识有时候会变得更加强烈，因为对上帝的绝对依赖自然不会同时伴随着世俗化。在 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也就是自1775年宣布独立后，美国的拣选意识又吸收了从法国输人的新的带有世俗一此岸性格的道德力量。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诸如雷纳尔和孔多塞这些伟大的名字，重新绘制了人类历史的新画卷。16世纪欧洲对美洲的征服，或者说对美洲土地的大规模占取，原先被基督教或新教徒们认为是基督信仰所赋予的使命，现在从人道主义观点看来，则是非人道的暴行。在拉斯·卡萨斯的著作中不难发现支持此观点的材料。美国的人权宣言被视为是人类的重生。按照17世纪哲学家霍布斯的观点，美洲仍处在一个前国家的自然状态中，仍在根据自我的欲望和利益而争斗。根据洛克的观点，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 美国正处在另一种类型的自然状态。在接近18世纪尾声的时候，法国启蒙哲学家又认为北美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不同形态的卢梭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说是一个尚未被过分文明化的欧洲的腐败所玷污过的土地。旅居法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不仅仅是由于对法国和美国1778年的结盟，还有由于二者之间的兄弟情谊。因此，欧洲意识中第二次出现了美国成为自由和自然之乐园的观念，但是这一次包含着积极的内容。所以，实质上传统的全球战争线已经开始向一种具有积极内容的孤立主义转变。
在政治意义上，这种原则性的孤立创设了一种新的全球空间秩序。它试图划分出一个能保障和平与自由的区域，以区别于那个腐败与专制主义的区域。这种美洲式的孤立思想众所周知并引起广泛讨论。这里，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其与全球空间秩序以及国际法结构的关系。如果西半球果真是一个未被“旧世界”的腐败所污损的“新世界”，那它必然在国际法方面与腐败的旧世界截然不同。而后者则仍是那个欧洲一基督教国际法，或欧洲公法的缔造者和代表。如果在美洲的土地上，被拣选的人将会得到拯救，为的是在一种原初状态下缔造一个新的纯粹的生存形式，那么所有来自欧洲对美洲土地的要求都会失效。美洲的土地现在要求相对于所有迄今为止的国际法土地地位而言一个全新的国际法上的地位。欧洲公法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已经发展出多种土地地位。其后，美洲土地不再属于19 世纪以来欧洲国际法已经承认的任意一个土地地位：既不是可以自由占领的无主土地，也不是殖民地土地；不是如欧洲国家之领土一样的欧洲土地；也不是老的友好界线的战场，更不是像在亚洲国家中存在的欧洲拥有领事司法权的治外法权区域。
在新的界线成立后，从欧洲国际法秩序的角度看，西半球的地位是什么呢？或许是完全非同寻常的，甚至是被拣选的（地位)。不夸张地说，至少这是一个在逻辑上极其自洽的，人们把美洲当作公正与效率的避难所。其实这种被拣选的界线，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只有在美洲的土地上，才有可能将有意义的态度和“习惯”、法律和自由置于正确的位置上。而在老欧洲则被一种不自由的状态所支配，一个本质和性格上都是善良且守规矩的人都会成为罪犯和违法者。但是在美洲，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好人与罪犯的区别，绝不会因为错误的局势和错误的“习惯”而混淆。人们深信美洲是正常且和平的，而欧洲则处于反常和争斗的状态，这一点弗兰科在 1925年国联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时就已经看出来了。因此，全球界线就成为一种保障线，一道瘟疫隔离线，以此来分隔受污染区域和健康区域。门罗总统的宣言并不像前面提到的杰弗逊讲话那样显白。但是，有脑子和耳朵的人都能从门罗宣言的字里行间看到和听出，一方面是摒弃来自欧洲君主制的整个政治体制的根本理由，另一方面是隐藏在美洲分离和孤立界线中的道德和政治意义以及神秘的力量。
奇怪的是，“西半球”这个词被欧洲和老西方视为眼中钉。它既没有指向老亚洲，也没有指向老非洲，只是针对老西方。新西方要求成为真正的西方、真正的西洋、真正的欧洲。新的西方，即美洲将取代老西方和欧洲，重新确定世界历史的方向，成为世界的中心。西方，将完全成为道德的、文明的和政治意义上的西方, 既不会被消灭或破坏，甚至不会被废黜，而只是被替代。国际法告别了那个以老欧洲为重心的时代。文明的中心继续向西、向美洲移动。像从前的老亚洲和老非洲一样，老欧洲也成为历史。老与新，在此处就像通常使用的那样，并不是为了谴责什么，而主要是作为命定秩序与场域的标准。它们是最高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诉求的基础。它们已经改变了此前欧洲国际法的结构。自1890年以来，包括亚洲国家，特别是日本在内，欧洲国际法共同体已经扩展成为一个无远弗届的普世主义的国际法。
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杰弗逊和门罗之主张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也不是关注他们所说的一个道德和政治的新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事实上欧洲文化的一部分确实在美洲土地上寻找到家园并茁壮成长。老欧洲的欧洲人必须意识到像乔治•华盛顿和西蒙•玻利瓦尔这样的人仍然是伟大的欧洲人，甚至他们比与其同时代的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家们更接近于“欧洲”这个理念的现实含义。进一步说，鉴于 1 8 世纪英国议会的腐朽和法国专制主义的堕落，鉴于19世纪后拿破仑复辟时代的狭隘和偏执以及梅特涅政府的反动，美洲有极大的可能性来代表真实和真正的欧洲。
美国想成为真正的欧洲，成为法律与自由的圣地的愿望，背后有着巨大的历史因素的影响。它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欧洲趋势 ，拥有真正的政治能量，或者更现代地说，具有第一流的战争潜力。这种历史能量的储备在 1 9 世纪特别是通过 1848 年欧洲革命而得到加强。成千上万失意或幻灭的欧洲人离开了老旧而且反动的欧洲前往美洲，在那片圣洁无瑕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1848年以后拿破仑三世错误的专制以及其他国家的反革命潮流，正说明欧洲没有能力去解决那些1848年前数十年间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累积起来的汹涌而来的社会、政治和思想问题。在此情境下人们不该忘记《共产党宣言》已于 1847年面世，而巴库宁则于 1842年在柏林现身。1848年以后所有的欧洲人和欧洲政府都不是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只是急于扼杀那些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或者试图填平出现在正当性与合法性、保守主义和立宪主义之间的鸿沟。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批评家们往往都是离群索居且不合时宜的人，譬如克尔凯郭尔与柯特、鲍威尔与布克哈特，最后还有波德莱尔与尼采等。与这个反动的欧洲相比较，自信的美洲看起来更像是真正的欧洲。这是一个宏大的世界历史愿景。美洲的决心好像能够清除掉世界历史的尸体上的毒物，继而能够鼓起重建新公法的政治力量似的。
但是到了 19世纪末，也就是1900年前后，这种重大的可能性从里到外都有了新的面貌。1898年的美西战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信号，显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转向了一个开放的帝国主义时代。这次战争没有遵守西半球的传统的大陆概念，而是深人太平洋地区，甚至进入到老东方区域。过时的门罗主义被朝向亚洲广阔区域的“门户开放”的需求所取代。从全球地理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从西方迈向东方的步骤。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美洲大陆与新出现的东亚空间的关系，就像一百年前老欧洲由于美洲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挤出东半球区域一样。在思想地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样一种显著变化会成为一个极其轰动性的主题。在其影响之下，1930年宣告了一个新世界的崛起，从此美洲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就像世界历史从西方向东方的细微转变一样，那种认为新世界会从美洲的自身发展中诞生的传统信念也发生了改变。当美国着手实施其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时，其国内事务上被视为近代的那个时代结束了。那个原先被视为来自西半球的一切新鲜事物的前提和基础，无论是意识形态方面，还是现实方面的，都消失了。1890年前后，美洲内部的占取自由被取消了，向这些开放土地的移民也结束了。在那时，区分定居区和自由土地（即无人定居的可以设置占取的开放土地）的老边界依然存在。除了老的边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frontier”（边境线），这条线，可以将居住地变为自由土地。当自由土地消失的时候，自由也就终结了。尽管 1787年美国宪法中的规范依然有效，但是作为美国基本秩序的“根基性（法权）资格”已经改变。限制移民的法律一方面由于种族因素，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而开始实施歧视政策，同时关闭了曾经收容了无限制自由的避难所。敏锐的观察家们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和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引起我的特别关注，因为他将边境线的终结视为他考察美国具体社会状况的出发点。爱默生与威廉·詹姆士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同样的重要性，他们对“开放边境”政策表示乐观和赞赏。在1896年詹姆士发表他的文章《信仰的意志》时，自由土地依然存在着。
在讲述第一个全球界线的那一章, 指出了霍布斯关于前国家的自然状态和野蛮自由区域的关联性。我们特別指出了主导性的历史事实：自由王国在一个巨大的自由的占取中发现了开放的空间，当时的这个新世界已经超越了那个全球界线。1848年革命的一百多年前，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集导论中，就已经对这个新世界的结构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诊断。在质朴与博学的绝妙混合中，他确定地指出，即使在第一次门罗主义时代，美利坚合众国仍然没有构建成一个国家，它还停留在市民社会的阶段，也就是说，它处在一个前国家的状态，是一个利益自由优先的状态，而那个辩奸地超越了个人自由的国家状态尚在其后。另一个重要批判来自青年马克思1842— 1843年的著作，他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对美国做出了进一步的观察评价。马克思指出，共和国像19世纪的君主国一样，私有财产决定了真正的宪法和国家。由于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政治国家的物质内容游离于政治与宪法之外。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理论家们却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提升到公理性的地位。解开在场与缺席这个矛盾的真正的钥匙就在于分离政治与经济，矛盾的缘由在于这个意识形态已经陈旧的世界仍然想保留其古老的新奇性，并将经济的在场和政治的缺席联系起来，并继续保持早期自由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个意识形态的背景和基础已经不存在。在一个已经国家化的现实条件下保留一个非政治的前国家状态，这样的理念导致了一种人为延长了的天真，我们将在下一节里对这种困境予以讨论。
节选自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8-276页。